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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我虽不是英雄，但年少时读《三国演义》，也常为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所陶醉，葛亮未能一统天下完成夙愿而感慨流涕。但记得当时就对“三顾草庐”的史实虽然向往但却疑惑，已四十多岁名动天下的刘皇叔，为何会对才二十多岁籍籍无名的诸葛亮一顾二顾乃至三顾？以管仲乐毅自诩的诸葛亮不就是想入世干一番大事业吗，为何会对刘备的礼贤下士一拒二拒差点三拒呢？我当时就很替诸葛亮担心，万一这毛头小伙架子摆足了，最后却没有实际才能，帮不了刘备啥忙，那“三顾草庐”岂非成了千古笑谈？还好，史实非常完美，诸葛亮才德兼备，“三顾草庐”成了“万世一时”的千古传奇。但，真那么巧？与诸葛亮素不相识的刘备凭啥那么肯定年轻的诸葛亮一定有过人的才干？历史，还对我们隐瞒了什么？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在我心头，随着阅历渐长读书渐多，当我最近花了许多时间研究和梳理那段历史时，我忽然发现了一些史书背后的史实，恰好解开了我一直以来的疑问。原来人人皆知的“三顾草庐”，其实绝大多数人，包括《三国志》作者陈寿在内，都是知之不详的。现在，我就把我所认为的更接近史实的“三顾草庐”，介绍给诸位。“遂许先帝以驱驰”的确切时间现在史学界公认的诸葛亮投靠刘备的时间是建安十二年（207年），这其实是不准确的。“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诸葛亮《出师表》）“刘备以建安十三年败，遣亮使吴，亮以建兴五年抗表北伐，自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则备始与亮相遇，在败军之前一年时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因为迷信史学权威裴松之的轻易论断，所以我们也人云亦云地认为诸葛亮投靠刘备的时间是207年。但我们不妨掰着指头仔细算算，从建安十三年（208年）到建兴五年（227年），按“年头”算的确“整二十年”，但按“时间跨度”算只有十九年！就象从2005年到2006年，我们可以说有“两个年头”了，但按“时间跨度”我们只能说才一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追忆往事，按正常的逻辑，“二十有一年”当然应该是指“时间跨度”，因为他在回忆“遂许先帝以驱驰”有多长时间了。“时间跨度”是准确的“实指”，而“年头”则是概括的“虚指”，诸葛亮既然已精确到“二十有一年”，当然用的该是“实指”而非“虚指”。所以，“遂许先帝以驱驰”的确切时间，应该是在206年而非207年。接着再来分析一下“二十有一年”，首先它表示的是还不到二十一年，否则就该直说“二十一年矣”而不必加个“有”；其次它表示快到二十一年了，因为“有”在古汉语中还有“接近”的意思，例如孔子在《论语》中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意思就是“我快十五岁时立志于作学问”。所以，我们姑且把“二十有一年”暂定为二十年零八个月左右，然后来作一个反推。诸葛亮的《出师表》和刘禅的答表据《诸葛亮文集》记载都发生在建兴五年三月（227年3月），往前推二十年零八个月，应该是206年8、9月间，即是在建安十一年秋。这个从时间上粗略推导出来的答案，恰和我从其他途径推导出的结论高度吻合，所以，诸葛亮“遂许先帝以驱驰”的确切时间，我暂定为“建安十一年秋”。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对“三顾草庐”有些研究的人都知道，历来对“三顾草庐”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主流的说法是诸葛亮《出师表》中的“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以及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所说在徐庶的大力推荐下“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另一种说法则是魏鱼豢《魏略》和晋司马彪《九州春秋》中所言：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备性好结毦，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毦而已邪”？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答曰：“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亮遂言曰：“将军度刘镇南孰与曹公邪”？备曰：“不及”。亮又曰：“将军自度何如也”？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备曰：“我亦愁之，当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因为有诸葛亮的自叙在，所以历来的史学界大都认为《魏略》和《九州春秋》中的记载不可信，裴松之的评论是“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意思是说同一件事因为传闻各异所以各自表述时有些出入很正常，但互相对立到这个程度却真是奇怪。鱼豢是魏国著名史学家，司马彪更是晋国的皇室学者，还是《后汉书》的作者，《魏略》和《九州春秋》都是良史，可以排除故意杜撰和造假的可能。如果因为鱼豢是和诸葛亮同时代的人，可能还不知道蜀相诸葛亮自己有“三顾草庐”的说法，所以采信了失实的传闻入史，但司马彪则是晋朝人，对“三顾草庐”不可能不知道了，为何还不将那一大段“亮乃北行见备”的记载删除？从这可以看出，鱼豢和司马彪一定是有比较可靠的依据的，而且他们认为这可靠性甚至超过了诸葛亮的自叙！到底谁先去见谁？首先，确定一下这段“传闻”的发生时间。“是时曹公方定河北”，关键是当时“河北”指何处，《三国志》中有相关记载：“河北平，太祖领冀州牧，徙诩为太中大夫”（《三国志－贾诩传》）“（建安九年）八月，……生禽配，斩之，邺定。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天子以公领冀州牧”（《三国志－曹操传》）“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举并州反”（《三国志－杜畿传》，高幹造反时间在205年末）从上可知，“河北”是对袁绍领地冀州的别称，那么“是时曹公方定河北”是指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定邺之事吗？这还不准确，因为当时袁尚败退屯聚中山（冀州境内），袁谭降而复叛，“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间”，只有当“（建安）十年春正月，攻谭，破之，斩谭，诛其妻子，冀州平”、“熙、尚奔三郡乌丸”（以上均录自《三国志－曹操传》）之时，才称得上“是时曹公方定河北”，所以，那段传闻应该发生在建安十年（205年）。再从“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可看出，当时应该是初冬，因为以髦牛尾编帽是寒冬时的用具，其他季节都不太合理。同时送髦牛尾如果在寒冬时节未免也晚了些，当然该是在天气刚变寒的初冬最合逻辑，所以“传闻”的发生时间应该是在205年初冬。时间大致确定后，我们忽然就可发现，这“传闻”和诸葛亮的自叙并无任何矛盾，“三顾草庐”无论发生在206年还是207年，都和205年初冬发生的“传闻”并不抵触。诸葛亮简略的自叙中，只说了有“三顾草庐”的史实，并未排除“三顾草庐”前他曾去见过刘备的可能。其次我们不妨推导一下这“传闻”的来历，它当然并不来自两个当事人刘备和诸葛亮，否则陈寿不可能不知道。那么除了两个当事人，还有谁会知道得那么详细呢？“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分明只有诸葛亮留下来了，还有谁会对这事如此了解呢？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断，那就是“坐集既毕”之后进来收拾“会场”的樊城当地的衙役，这衙役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多人，我们不妨简化为一人。该衙役在收拾“会场”的过程中，恰好就耳闻目睹了诸葛亮和刘备的第一次见面，当然会知之甚详，而后来魏人鱼豢编写《魏略》收集史料时，该衙役的叙述就成了“传闻”的来历。请注意，鱼豢编写《魏略》时樊城在曹魏手中，所以该“传闻”只记载于魏国的史料而在蜀国的史料中找不到。因为该衙役在当年的特殊身份，的确能够近距离接触刘备和诸葛亮，所以鱼豢和司马彪才会认为该“传闻”比较可靠，即便有诸葛亮自叙的“三顾草庐”，《魏略》和《九州春秋》仍要把这“传闻”记上。必须说明的是，该衙役叙述的史料大体史实是可信的，但他也加入了一些自己错误的判断，例如说刘备是因为诸葛亮“年少”而又“非旧”才不答理他的，这明显只是旁人的揣度，并不可靠；再例如“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樊城的衙役只知道“樊城初会”事件，并不了解后来发生在南阳卧龙岗的“三顾草庐”，他想当然地认为是“樊城初会”造就了君臣遇合，并因此影响了鱼豢和司马彪的记载，所以才使得史书中的“樊城初会”看起来竟然和当事人诸葛亮的自叙相“对立”。其实“樊城初会”只是“三顾草庐”的序幕而已，它们不但毫不对立，而且紧密相连，没有“樊城初会”，就绝不会有接着发生的“三顾草庐”！诸葛亮为何“北行见备”？在《名高天下，自当辨襄阳南阳》一文中，我已推导出205年时诸葛亮是刘表南阳屯田的“田官”，刘备驻扎在新野对屯民提供军事保护，为何205年“樊城初会”时刘备驻扎在樊城？为何诸葛亮去见刘备是“北行”而不是“南行”（南阳在樊城北，而隆中和襄阳均在樊城南）？205年秋冬之际发生了什么特殊事件吗？仔细研究和梳理各类史料，我忽然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史实：“建安十年，璋闻曹公将征荆州，遣中郎將河內陰溥致敬，公表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将军”（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刘璋传》）“故安赵犊、霍奴等杀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乌丸攻鲜于辅于獷平。（建安十年）秋八月，公征之，斩犊等，乃渡潞河救獷平，乌丸奔走出塞”（《三国志－曹操传》）按《华阳国志》的记载，建安十年（205年）曹操要攻打荆州，但《三国志－曹操传》以及曹操的将军谋士的传记中并无任何此类记载，205年初曹操平定河北后，在“秋八月”是攻打赵犊和三郡乌丸，和荆州并不相干。但联系一下205年初冬“樊城初见”时刘备从新野移屯到了樊城，诸葛亮则从南阳转移到了隆中或襄阳（如此才符合“北行”），就会发现《华阳国志》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兵不厌诈”是曹操的拿手好戏，“秋八月”整军出征前故意放出风声说这次是去攻打荆州，造成荆州人的慌乱，给刘表和刘备制造麻烦。而远在益州的刘璋都听到了这个传闻并赶忙派人向曹操“致敬”（由此也可见这个传闻是“官方发布”而非“小道消息”），荆州人没听到这个传闻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此，所以205年秋冬之际在荆州的南阳应该发生了一次未被史书记载的“屯民逃散”事件。很简单的逻辑，曹操攻打荆州，南阳首当其冲，南阳屯民不愿当“炮灰”，为保命，逃到襄阳附近或其他地区更安全，身为“田官”的诸葛亮无法阻止屯民大规模的逃散，也只得回到了隆中故居躲避或是回到了襄阳向刘表汇报。而当曹操“秋八月”出征的目标明确后，驻防新野的刘备南下到樊城，召集屯民重返南阳，因为秋收需要大量人手。同时也召集一些相关人士研究“屯民逃散”事件的善后办法和预防措施，“田官”诸葛亮当然也在被召集之列，这应该就是“亮乃北行见备”的基本原因。并不和谐的“樊城初会”明白了诸葛亮“北行见备”的基本原因，也就明白了“樊城初会”时为何刘备会对诸葛亮爱理不理，因为诸葛亮是“田官”，对“屯民逃散”事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又因为诸葛亮和刘表有世交加亲戚的特殊关系，刘备也不便过于责难，所以自顾自编髦牛尾帽子对单独留下来的诸葛亮干脆装没看见。但当诸葛亮出言调侃时（“但结毦而已邪？”），刘备终于压不住火，把帽子往地上一扔，骂到：“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投毦而答曰：‘是何言与’”！）刘备当时正求贤若渴，而且性格也是“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三国志－刘备传》），如果只是因为诸葛亮“年少”且“非旧”的原因就对诸葛亮爱理不理，这不符合他一向“善下人”的性格；如果不是因为对“田官”诸葛亮有怨气，也不会仅为了诸葛亮一句玩笑话就摔帽子发脾气，这不符合他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但接下来诸葛亮的分析却让刘备受益匪浅，诸葛亮指出，“屯民”都是些“上了荆州户口”的老实人，但在荆州境内还有大量没“上荆州户口”的“游户”，当荆州有难时，只让老实人在前面顶着，当然会引起“屯民”不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这才是发生“屯民逃散”的最根本原因。然后诸葛亮又提出了让“游户自实”的具体措施，面对正发脾气的刘备，诸葛亮气定神闲，侃侃而谈，当然会让刘备刮目相看。而且按诸葛亮的措施实施后，效果明显（“备从其计，故众遂强”），这就使得刘备对二十余岁的诸葛亮青眼相加，必欲得之了。为何“樊城初会”并不是君臣遇合之时呢，其一当时诸葛亮是刘表的人，刘备当然要和刘表商量后才好去请；其二刘备也要看看诸葛亮的措施是否有实际效果，只会纸上谈兵的书生他可不想要；其三诸葛亮是“不求闻达于诸侯”之人，他向刘备献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将功折罪”（“屯民逃散”他当然有管理不善之责），而刘备摔帽子发脾气当然会让诸葛亮不满，他不太可能在当时就轻易投靠刘备。顺理成章的“三顾草庐”当205年底刘备按诸葛亮的措施让大多数“游户”都“自实”并为自己效力之后，他便打定主意一定要把诸葛亮这样的奇才收归己用，在向刘表通报并得到同意之后（刘表当然认识不到诸葛亮是奇才），对诸葛亮的一顾二顾乃至三顾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而诸葛亮因为对刘备心存芥蒂，互相还不充分了解，所以前两次都找借口婉言谢绝了。前两次顾草庐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但第三次的时间却有迹可寻。“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诸葛亮文集－黄陵庙记》）请注意“情好日密”这句话，它前面有“势不可却”，这表明了“情好日密”是指第三次顾草庐，同时又表明这次是一次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事件，而不是一次单日事件，否则诸葛亮何来“日密”之说？但刘备在南阳要管理的事情很多，有啥合理的理由让他多日和“田官”诸葛亮共处呢？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防秋”！即在206年秋收时节，刘备带着他的军队来到南阳“屯民”中间，帮“屯民”们收割，并直接提供军事保护，免得上一年发生的“屯民逃散”事件重演。“防秋”正是一次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事件，这也给刘备和诸葛亮互相加深了解“情好日密”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只有当秋收后“屯民”们都闲下来时，“情好日密”后面的“相拉总师”才好成立（总不能在秋收前或秋收时把“屯民”拉来当兵吧）。所以，第三次顾草庐君臣遇合的时间应该是在206年秋，这也和前文按《出师表》中的“尔来二十有一年”粗略推导出来的答案相吻合。更接近史实的真相203年左右，刘表重新控制了南阳郡后，组织了大量流民来到地广人稀的南阳郡屯田，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也在其列，当时23岁左右的诸葛亮还被刘表任命为南阳（宛）附近的“田官”，负责管理流民并收粮收税。205年初，曹操平定了河北，荆州人尤其是南阳人都很害怕，因为曹操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荆州，而南阳首当其冲。205年秋曹操整军出征前，故意散布假消息说是要攻打南阳，结果造成了南阳屯民的大量逃散，诸葛亮也逃回襄阳向刘表汇报。逃散事件的发生让“南阳军区司令员”刘备非常恼火，心想我堂堂刘左将军坐镇新野，曹操寸兵未至而屯民土崩瓦解，太不给我刘备面子了吧！八、九月间，前方敌情已明，曹操是北上攻打赵犊和三郡乌丸，和荆州不相干，于是刘备南下樊城召集逃散的流民回南阳秋收，同时也召集相关人员开会商讨时事，田官诸葛亮也在被召集之列。会议开得并不理想，与会人士提出的诸如改善屯民待遇减少屯民赋税等措施让刘备听得很不舒服，心想这是乱世少来这些书生之见，但表面上不便发作，敷衍而已。会开完了，大家都走了，满肚子不痛快的刘备拿起别人送给他的髦牛尾编帽子解闷。这时他忽然发现有一个年轻的田官还没走，刘备虽然不是很熟悉，但也知道叫诸葛亮，是刘表的世交兼亲戚。刘备本来就对诸葛亮未能管理好屯民很不满，碍于刘表的面子不便发作，仍然低头编帽子，对诸葛亮爱理不理。但诸葛亮却走过来施礼并调侃说：“刘将军应该有更远大的志向吧，难道您准备编帽退曹”？这可把刘备惹火了，把帽子往地上一摔，骂到：“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我不过编帽子解闷而已”。面对正发脾气的刘备，诸葛亮不为所动，气定神闲：“将军一定是为了屯民逃散的事烦闷吧，其实这也怨不得屯民。去南阳屯田的屯民都是按户籍调拨的，而上了户籍的屯民都是些老实人，荆州还有大量未上户籍的游户，受着荆州的庇护耕着荆州的田地，却不交粮不上税不服兵役劳役，当荆州有难时却都是老实人在前面顶着，如此不合理，哪能怪屯民们逃散呢”。刘备一听很有道理，连忙改容请教：“先生有什么好办法吗”？诸葛亮答到：“将军可以和刘镇南商量一个期限，在此期限前自实的游户给予一定奖励，超过期限仍不自实的给予一定处罚，举报者录功，包庇者治罪，另外早就上了户籍的老实人也要给予减免一定税赋的奖励。照这措施认真施行，游户问题应该会得到解决，流民们也一定会真心为荆州出力”。刘备听完频频点头，并还想向诸葛亮请教其他问题，但诸葛亮因为对刘备的失礼心怀不满，借口秋收事繁，要马上回南阳，施礼告辞了。

按照诸葛亮的措施认真施行后，效果非常理想，游户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刘表和刘备的实力都得到了相当的强化，刘备因此知道诸葛亮是不同于一般书生的奇才，特意恳求刘表让诸葛亮到自己手下来帮忙，刘表也答应了。但去南阳请诸葛亮入伙的过程并不顺利，看起来因为“樊城初会”的一些不愉快，再加上互相还不够了解，诸葛亮前两次都婉言谢绝了。但刘备很看重诸葛亮的气度和才能，再加上还有徐庶等人的大力推荐，206年秋收时，刘备带着部分军队到宛城附近“防秋”，并替屯民们收割庄稼，乘机接近诸葛亮，经常恭恭敬敬地去“草庐”拜访，开诚布公，倾心交谈，对诸葛亮提出的一些工作措施总是大加赞赏，照单全收，终于得到了诸葛亮的信任和感激。再加上曹操本就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诸葛亮姐弟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就是拜曹操所赐，乡亲们被曹军杀得尸横遍野的情景诸葛亮没齿难忘，匡扶汉室也是当时大多数读书人的正统思想。所以，秋收后，当刘备第三次诚恳邀请时，诸葛亮终于同意入伙，并为刘备规划了远大的战略构思“草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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