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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小说之家(照见晚清文学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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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女性出生在清朝嘉道以后,她走向文学道路的概率将远超历史上的前辈。女性在中国文学史上留名往往十分困难。在各类大型诗文选本和总集中,她们常作为“闺阁”一类局缩全书边缘,和“方外”等群体地位相似。嘉道时期女性文学的崛起,可能是中国本身具备现代性诱因的一种证据。那以后,女性作为独立力量登上近代文坛,不再是受人瞩目的新闻。《小说之家:詹熙、詹垲与晚清新女性》([美]魏爱莲著,陈畅涌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7)中提及的詹嗣曾的妻子王庆棣所撰《织云楼诗词集》就在咸丰七年(1857)出版。

在明清女性文学研究相当充分的背景下,汉学家魏爱莲巧妙选择“小说之家”继续探讨。她试图通过浙江衢州人詹嗣曾夫妇及他们两个儿子的文学活动,来检示“变幻的晚清文学图景”。在魏爱莲看来,“小说之家”有三重意蕴:一是指衢州的詹嗣曾家族创作成员,包括他的妻子王庆棣,两个儿子詹熙、詹垲;二是指詹熙小说中的中心人物魏氏家族,这个家族也来自衢州;三是指詹垲小说中竭力塑造的复杂的“家庭”。这三种家族的划分令我们看到魏爱莲研究的野心,即她认为作家生活和文学题材不断交汇,尤其在晚清这样特殊的变革时代,这种交汇触摸晚清“女性事务”,意味着从微观层面管窥晚清中国。

时代变化在文学上的重要写照是上海出现新的文学舞台。新兴的格致书院在上海开展时新小说竞赛,詹熙的《花柳深情传》作为晚清最初一批白话章回小说,就是1895年小说竞赛的成果。征文比赛在近代中国书院并非新鲜事物,丰厚的奖金吸引大批读书人前往东南财力雄厚的书院参加考试,但此前的竞赛内容多是汉宋学术、策问、算学等,并不包括小说。征文主题的变化可能指示写作的新方向,而小说又指引着人生方向,成为拓宽中层社会读者眼界的新媒介。新的文化机制对促成社会观念改变起到重要作用,而其地理空间正是上海,这也是詹氏兄弟发挥文学才能的舞台。新兴的出版和文学赞助活动让文人可以经由文字市场进行交易。在上海的创作令詹氏兄弟收获巨大名声,他们也把上海的文明经验传递到故乡衢州。由此,衢州和上海产生了一种“中心—边缘”不断互换的奇妙联系。依托这种转换,詹氏兄弟在文学体裁和经验上获得与时俱进的新语境,他们的小说也揭示了上海和其他地域在文学上的互动。

詹氏家族的创作固然与时代巨变密不可分,不过魏爱莲的研究似乎预设了从“闺秀作家”到“晚清文学中的进步女性”的演变套路。可是,对詹嗣曾家族而言,创作之路必然与历史潮流贴合么?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詹氏家族,其文学创作究竟指向悠久的古代传统,还是趋向即将到来的新文化?魏爱莲将其看作新文化的开端,可詹氏家族的创作可能恰恰表明他们是旧时代的残留。詹熙的《花柳深情传》透露阿莲在科举方面的表现优于哥哥,魏爱莲认为这是一种反讽,表明詹熙对女性自我蜕变的怀疑。可是,对女性沉迷科举的写照同样见诸《儒林外史》。这种反差式的描摹是传统自我更新能力的体现,并不指征新的文化动向。出于对新文化的热烈呼吁,魏爱莲还将詹熙的《花柳深情传》视作地方主义作品,而《衢州奇祸记》则具有国家主义色彩,意在说明詹熙身上追求新生活方式面临的撕扯。可是,既热衷地方文献又积极投身国家事务不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普遍特征吗?詹熙真的是新旧时代冲突下的矛盾个体吗?(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点击“了解更多”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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