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夺情 张居正夺情为何会引发一场政治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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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五年（1577）九月二十五日，时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收到了来自湖广江陵（今荆州）的讣闻，他的父亲张文明于九月十三日病逝。内阁大学士吕调阳、张四维将这一情况上奏明神宗，神宗亲颁御笔如下：

?“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如里！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托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见。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请。朕幸甚，天下幸甚。”

二十八日，礼部奉旨，张文明“著照例与祭葬，仍加祭五坛”，身后恤典，一切从厚。但是这里涉及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明代内外官吏人等凡遇父母、祖父母丧事，自闻丧日起，不计闰月，照例要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起复。而神宗说得十分清楚，要张居正留在身边辅政。因此，一场历史上著名的夺情风波就此引发。

在宗法社会里面，政治就是教化，官吏就是师长，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首先要履行孝道，给亡父守制。因而，张居正照例咨行吏部，题请回原籍守制。吏部随即接到圣旨：

“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

?神宗的这道圣旨是在九月底发下的，表明了不许张居正守制，而且没有回旋的余地。此外太后、冯保也主张夺情，以户部侍郎李幼孜为代表的不少朝臣也大力支持，让张居正以国事为重，遵旨夺情。

那么夺情是否符合传统的礼教呢？明代大学士夺情不是没有先例的，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忧，十月起复；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忧，随即起复；景泰四年五月王文丁忧，九月起复；成化二年三月李贤丁忧，五月起复。显然，皇帝下旨夺情合乎情理。

尽管神宗夺情的圣旨已经发下，但张居正自己还是坚持守制三年，他再次上疏请求，自称“是臣以二十七月报臣父，以终事皇上。”十月初二日，神宗在下圣旨重申了夺情的理由，让张居正以国事为重。并对吕调阳和张四维说起，即使张居正再上百本，亦不能准。

这个时候，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等也纷纷上书，请求张居正。夺情的局势既成，张居正没有回旋的余地，他只能承认。不过他提出了五个条件：

1,、所有应支的俸禄，概行辞免；

3，入侍讲读，在阁办事，俱容青衣角带；

4、章奏具衔，准加“守制”二字；

5、容明年乞假葬父，便迎老母一同来京。

?夺情一事到了这儿，似乎已经成了定局，有了神宗、太后、冯保以及朝臣的支持，张居正留朝也应该是名正言顺了，但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夺情的圣旨一下，朝臣中马上就有了不同的声音，很多人站出来讨伐张居正。这个阵营中有两类人，一类是与张居正素无仇怨，甚至有些还是他昔日的学生和政治盟友。在张居正夺情之前，他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没什么分歧。

他们阻止张居正夺情，一来是出于对封建伦理纲常的维护，读书人饱受四书五经的浸润，重礼法，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万民表率，自应该带头丁忧守制，父死不奔丧的悖礼之举他们断然无法接受；二来是出于对张居正的维护，张居正出身寒微，学识过人，锐意改革，力挽狂澜，历来为广大寒门学子所敬仰。出于对偶像完美形象的维护，他们绝不允许张居正身上出现任何的道德瑕疵和人格污点。所以，这些人明知有杀身之祸，也要冒着危险阻止张居正夺情。

?与第一类人情形不同的是，另外也有一些讨伐张居正的人就没有这么光明磊落了，甚至可以说是用心险恶。张居正的改革固然成绩斐然，受到百姓的拥护，但是他力惩贪腐，铁腕治吏，改革赋税，势必会损害一部分官员和地主的利益，他们对张居正恨之入骨。然而，碍于张居正的权势，这些敌对者一直没有找到借口进行攻击。如今好不容易有此良机，他们岂能轻易放过。

面对来势汹汹的反对浪潮，年幼的神宗表现出他果敢强硬的一面，对所有反对张居正夺情的人一律严惩。十二月二十二日，四个带头上书的官员，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被锦衣卫拖到午门前廷杖。

神宗杀一儆百，并严厉告诫百官，谁再阻止张居正夺情，就是欺负朕年幼，对朕不忠，企图赶走朕的辅臣，使朕孤立无援，以便图谋不轨。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百官噤若寒蝉，没人再敢提夺情之事。一场政治风暴就这样被神宗高压平息了。

夺情之后的张居正，继续不遗余力地推行改革。但是，经过这次风波，张居正的个人形象大大受损。神宗对大臣不分青红皂白的一番严惩，面对前来求情的官员，张居正又表现得过于冷酷无情，让那些原本支持他的士人大夫大失所望。

张居正的人气剧烈下滑，威望大不如前，一些原本站在他这一边的官员要么告老还乡，找借口辞职，要么改变立场，站到敌对的一方。虽然张居正一直视“爱憎毁誉等于浮名”，他人也就罢了，但是昔日一手栽培起来的爱徒和老乡故旧居然也站出来公然指责自己，此时的张居正忍不住万分失落。

深受打击的张居正由此开始转变，一改往日谦和形象，逐渐成了一架独断专行、暴力独裁的权力机器。而他的一系列改变不仅为以后的改革留下隐患，也为日后自己惨遭清算，几乎灭门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终年夜以继日，为国事操劳的张居正积劳成疾，因病去世。这个为挽救大明王朝殚精竭虑一辈子的人，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被埋进了江陵的墓地，在外漂泊多年以后，这个让江陵为之骄傲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故乡。

张居正死后第四天，对手的反扑就开始了。不久，神宗下令抄家，张居正生前的各种名誉一概被夺回，张家人流放的流放，饿死的饿死，连躺在棺材里的张居正也差点被开馆鞭尸。可怜一代名臣，终究也逃不过鸟尽弓藏的历史魔咒。

从张居正自身的态度来看，尽管他一开始就表现出要为父守制的强烈欲望，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是很矛盾的。自隆庆六年六月当国以来到父亲去世的这五年三个月期间，整个国家安定了。政治上了轨道，经济有了发展，国库存粮可支十年，存银高达四百余万两。

此外，北方的俺答屈服了，解除了明中期以后东北方的威胁；内阁里面，安静到没有一点波浪，更是嘉靖、隆庆以来没有出现的形象，这一切都是张居正之功。

如果这个时候非要坚持守制，如此大好局面将交付给谁？神宗这时才十五岁，内阁次辅吕调阳是个忠厚老实的人，也没有大的抱负；张四维也许还有些才气，但是资历太浅，也无人望。因此猜测，张居正的内心其实并不想守制，而是出于封建礼教不得不故作姿态。

?再者，神宗的态度也很坚决，他几次下旨夺情。封建专制时代，皇权至高无上，皇帝的意志大于一切。作为臣子，对皇帝的旨意要绝对服从，否则就是不忠不孝。而夺情一事在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似乎说明明代的皇权还有不小的局限性，在大原则之下，朝臣对皇权并不买账。这也充分表明，明代是一个重视礼教的朝代，士大夫尚具有读书人那种不畏强权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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