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马克斯 阿伦特对民族国家的批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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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作为目前人类最主要的政治整合形式，怎样理解与看待民族国家就决定着我们怎样理解与看待这个时代。“民族”与“国家”的联合体作为政治整合的主体，它们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没有民族的国家与没有国家的民族迄今为止都无法单独做到有效的政治整合。

阿伦特对于民族国家的观念认知可以划分为共和主义的国家观以及民族主义的国家观，共和主义的国家观首先来源于古典时期希腊与罗马的共和主义思想，经由对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革命的思考逐渐成熟，直至19世纪一一20世纪逐渐衰落;民族主义的国家观则是阿伦特从共和主义国家(特别是法兰西)衰落的过程中观察到的，即原本作为工具的“民族”逐步异化，最后成为了统治国家的主体。共和主义视角下的国家观。

想要理解汉娜·阿伦特共和主义国家观念的起源，首先必须回溯古典时期的人们对于古罗马与古希腊关于政治的思考。阿伦特有关政治的思考首先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的界定，即人是一个政治的存在和一个能言说的存在。对于人类而言，言说是其参与城邦生活最为重要的能力之一，言说与政治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政治思想只能听从政治现象自身的表达，它始终限于人类事物领域中呈现出来的东西……它们需要言说和表达。”在这样一种语境下阐释的言说相比较于暴力而言更为重要，暴力在古典时期被希腊人视为政治的边缘现象。

阿伦特对于古典希腊城邦政治的认识与现代人对于民族国家政治的解释大为不同，例如安东尼·吉登斯针对民族国家有以下一种定义:“民族一国家存在于由其它民族一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行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进控制而得以维护。”

马克斯·韦伯则是把国家定义为“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自身对武力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现代人对于民族国家的职能的定义总是很自然的与暴力紧密相连，不再将暴力视作政治的边缘现象。阿伦特始终反对将民族国家政治的职能直接等同于暴力的现代政治哲学逻辑，在她看来暴力消除了人们在城邦中言说的可能性，任何一种对于暴力的崇拜或赞美最终会越过雷池，成为反政治的存在。

如果将古希腊的城墙作为政治生活的主要疆域，那么在城墙内的言说才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城墙之外则是衡量暴力手段多寡的地方，这也是当今国际政治主要展开的领域。如今的国际政治(特别是现实主义流派)讨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各个民族国家间权力与暴力的相互平衡，战争成为了维护和平的重要手段。

在古希腊人看来，这一切并不属于政治的范畴，而现代军事力量也使得暴力早已越过雷池，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承受现代战争带来的巨大代价，“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的政府都不过是在苟延残喘。”大国之间更是经受不起任何一场军事上的“擦枪走火”，稍有不慎人类文明就很有可能面临核战争的边缘。

在古希腊，除了言说作为城邦政治的主要内容，希腊城邦最重要的功能是保障人们追寻自由。阿伦特在这里阐释的希腊城邦语境下的自由更像是政治的组织形式:“公民在无统治的条件下生活在一起，并无统治与被统治之分。”⑤换句话说，城邦为人们提供一种政治身份上的平等形式，通过人为制度构建的方式为参与政治的公民提供一个条件平等的公共空间，在这里人们相互之间得以言说与表达，没有一个人能够统治另外一个人。“统治他人就使自己一枝独秀而只有与平等的人比肩而立，方可自由。”这也意味着平等才是参与政治的根基。

1778年的美国革命以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分别建立了两个不同以往的、以共和主义思想为奠基的民族国家。但在阿伦特眼中，美国革命成功的避开了法国大革命的悲惨命运:不稳定的政治体制带来的国家动荡不安、罗伯斯庇尔的军事独裁、由悲惨的贫困释放恐怖力量。除了美国建国的国父们对于政治体制的深思熟虑以外，美国革命拥有着一些后世其他革命所无法比拟的先天条件与优势，这些因素进步促进了一个共和主义美国的诞生，以下是作为共和主义国家的美国所具有的一系列要素:

其一，一个具有持久性的政治体制

虽然新大陆的定居者们都来自于欧洲，但美国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欧洲民族国家，新大陆并未按照欧洲的原则建立一个以不可分割的主权为基础原则的单一制民族国家，它按照联邦制的原则将权力配置到各个彼此相互独立州政府，美国并不像同一时期的欧洲大陆将权力集中到中央。通过对比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阿伦特发现美国国父们即便是那些最支持加强中央政府权力的人，也不愿意废除州政府的权力:“如果联邦会意不去创造和构建新的联邦权力，而是选择削弱或废除州权他们将丧失其制宪权力，法国大革命最大的不幸也在于无法在革命之后通过制宪权力及时制定一部宪法，因为制宪会议无法拥有足够的权威，而在美国革命中，联邦政府保障各个州政府的权力成为其制宪权威的重要来源之一。

其二，极力淡化的“民族性”

相比较于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建立的国家共和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而同时代的法国大革命却有更多的民族主义革命要素。例如阿伦特指出西耶斯在大革命时期所倡导的制宪权与民族主权的相互统一，西耶斯在他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中着重讨论作为法兰西民族代表，即广大第三等级人民群众就是宪法的本源:“国民存在于一切之前，它是一切之本源。它的意志永远合法，它本身便是法律。”

民族逐渐成为制定宪法的本源，加之卢梭“公意”思想的广泛影响，法国大革命的核心从原来的共和国的制度构建转变成为追寻国民(民族)意志的一致性，这也迫使法国大革命转向了罗伯斯比尔的军事独裁:“在罗伯斯庇尔的领导下，雅各宾派攫取了权力，那是大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他们宁愿信任人民而不是共和国。”

至此，大革命放弃了构建一整套共和主义政治制度的目标，取而代之的是追寻各民族的公意。阿伦特认为罗伯斯庇尔追随卢梭的政治思想到了极致，体现公意最好的方式在于树立民族之公敌的存在，大革命时期也的确存在外国干涉军的身影，但当外敌不存在时，敌人只有从内部来寻找。这就导致罗伯斯庇尔将个体内心中的私心杂念当作敌人:“这一共同的敌人，就是每个人的特殊利益或特殊意志。;罗伯斯庇尔认为，每个人对待革命必须要绝对的全心全意，不能有任何的私心杂念，必须做到“狠斗私心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

罗伯斯庇尔依靠卢梭的“美德”，将个体的“私德”与公共的“道德”相互混淆，引发了一场人人自危的内心革命，倘若不赞同对自我灵魂深处进行的道德革命，这将会被视为个人的“私心”对大革命“公意”的背叛，这样的人将会被罗伯斯庇尔处死，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由此而来，最终法国大革命释放的暴力最终吞噬了革命本身。

对于汉娜·阿伦特而言，共和主义国家开始衰落的标志就是德雷福斯事件的发生，当一个共和国再也无法为自己的公民提供保护，人们自然也无法继续相信共和国体制的有效性。德雷福斯事件产生于一次错误的司法审判，阿尔弗雷德嗯雷福斯被指控为德国间谍，但指控他的证据十分薄弱，同时也有人找到德雷福斯无罪的证据。但军队高层有意隐瞒事件的真相，人们围绕德雷福斯案件展开的博弈一直持续数年，尽管德雷福斯作为被同化的犹太人，已经接受了法国文化，但许多法国人依然以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诛”的态度看待这起案件。

法国社会也由此事件产生极大的政治分裂。支持德雷福斯的人被称为“德雷福斯派”，反对者则被称为“反德雷福斯派”，双方围绕着德雷福斯案产生的争议与冲突从法庭一直蔓延到街头，事件引发的争议从一个国家到多个国家，时间跨度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

极权主义可以说是这个时代中被多次误用、概念极不明晰的政治学术语之一，各个国家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将不同于自己意识形态以及政治体制的民族国家指控为极权主义国家，更有人断言极权主义将会成为民族国家发展的最终阶段。

事实上，阿伦特本人极其反对这样的论断，在她看来恰恰是民族国家消亡之时才导致了极权主义的起源，而她所言消亡的民族国家就是前文所述的共和主义国家。极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危机，每一个经历重大社会变迁的民族国家都有可能面临这场现代性危机，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场现代化进程持续加速的背景下，没有任何人能够置身事外。

极权主义是现代性危机爆发的形式之一，它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民族国家再也无法保护国家内的公民。极权主义国家诞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非民族化”:“非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变成了极权主义政治的一种有力武器，而欧洲民族国家宪法无力保障那些失去了由国家保证其权利的人的人权，使那些嗜杀成性的政府甚至有可能将它们的价值标准强加在反对者头上。”当民族国家下的公民连民族身份都被剥夺之时，民族国家就已名存实亡，随之而来的则是带有“种族”区分取向的民族主义凌驾在国家前面，彻底将民族国家消耗殆尽，人们将面临来自极权主义的全面统治。

阿伦特眼中最理想的共和主义国家也彻底败给了民族主义国家，而后者也象征着民族国家的消亡。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将这一过程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在这个时代出现了所谓的无国籍者以及少数民族难民，他们最典型的特征在于他们游离在各个民族国家范围之外，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政治上是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原意为他们提供保护，犹太人则是最典型的代表。当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上台之时，他们所做的通往极权主义统治的第一步是剥夺犹太人国籍，使其失去法律对于德国公民的保护，其次在正常的惩戒制度之外设立集中营，同样也使其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外，这些措施取消了犹太人的法律人格(juridicalpersoninman)，将其彻底抛弃在公共政治空间以外。

[1]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林攘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2]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3]汉娜·阿伦特.政治的应许[M].张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4]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M].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5]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6]汉娜·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讲稿[M].曹明、苏婉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7]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M].陈联营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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