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顾颉刚的乌龙

各位老铁们好，相信很多人对顾颉刚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下关于顾颉刚以及顾颉刚的乌龙的问题知识，还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1、顾颉刚和老友王伯祥（前排右）、叶圣陶（后排左）、俞平伯（后排右）、章元善（后排中）

2、司马迁的生年，《史记》的《索隐》和《正义》提供了两个版本。《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下，司马贞《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元封）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元封三年，即公元前108年，按此推算，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而在“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张守节《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这一年司马迁四十二岁，据此推算，司马迁生年为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张守节与司马贞同是唐玄宗时人，两人的记载为司马迁提供了“公元前145年”和“公元前135年”两个生年。

3、现当代学者中，王国维最早对司马迁生年进行系统考证。1917年，王国维编制《太史公年谱》，开始系统考证司马迁的行年。王国维认为，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所引材料相同，之所以有十年之差，是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数字讹误。王国维运用数字分书写法的“鲁魚豕亥”常理：“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推论《索隐》“年二十八”为“年三十八”之误。王国维还从司马迁的行年、师从与交游三方面，系统论证了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

4、根据王国维“公元前145年说”，1955年正好是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当时与中国正处于蜜月期的苏联学术界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公元前145年说”。1955年12月22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东方部会同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在莫斯科联合举办庆祝晚会，纪念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依据就是“公元前145年说”。1955年年末到1956年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对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连续刊文予以报道和回应。

5、与《人民日报》等媒体的积极配合相反，当时的中国科学院以具体行动抵制了苏联文学界和科学界的庆祝活动。

6、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于1955年年底发表了《〈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力主“公元前135年说”。郭文曰：

7、……经仔细推考，王国维所定的生年是有问题的。司马迁的生年应该还要推迟十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公元前135年，到今年只能是诞生2090年。

8、因为郭沫若在当时学界的独特地位，他对“公元前135年说”的支持，虽未能阻止苏联文学界和科学界的纪念活动，却阻击了国内学者“公元前145年说”论者筹划的“纪念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纪念活动。

9、郭沫若自认为《〈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是篇小文章，写定于1955年10月28日，他致信尹达：“本来想写一篇大东西，小稿是开头一小节，但目前来不及写了。”尹达接到郭沫若的稿件后，认为应在《历史研究》刊发，就以《历史研究》编辑部约稿为由，建议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发表。郭沫若所谓的“但目前来不及写了”，应是当时已接近1955年年末，如果文章不能及时发表，就没有办法回应苏联科学院提出的庆祝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纪念，于是就把原本是一篇大文章的开头部分匆匆发表，一年后他又发表了《关于司马迁之死》，计划中的一篇大东西，也算完璧。

10、《历史研究》编辑部也感觉到郭沫若的文章略单薄，在发表郭文的同时，同期又刊发了刘际铨的《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当时，顾颉刚承担着《历史研究》部分审稿任务，他审读了刘际铨《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顾颉刚习惯对看到的材料做学术笔记，他审读该篇论文的笔记及据此而作的司马迁年表，后收录于《顾颉刚读书笔记》：

11、近刘际铨自辰谿龙头庵寄其《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来，主《索隐》说……“生年的考订，有人也许觉得不关重要，以为差十年没有大关系。但我以为不然，因为假若司马迁早生十年，则《史记》是四十二岁到五十几岁的作品，那是一部成年人的东西，否则晚生十年，《史记》便是三十二岁到四十几岁的作品，那便恰是一部血气方刚、精力弥漫的壮年人的东西了：我们对于他整个人格的了解也要随着变动。所以十年之差，究竟是值得去寻的。”此说甚是。

12、因为顾颉刚对该文的肯定，《历史研究》编辑部决定采用这篇稿件。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是1954年12月24日给《历史研究》返回了原稿和审读意见，《历史研究》编辑部并未立即安排刊发该稿，一直延宕到1955年年末配合郭沫若的文章一起发表。

13、从1955年6月13日开始，到1956年10月底，顾颉刚大部分时间都从事与《史记》有关的工作，期间，他阅读了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8年9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14、1956年1月6日，顾颉刚拿到了《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该期刊发了由他审读的刘际铨《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一文，大概前一年9月读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记忆犹新，他发现刘际铨的文章一字不差完全抄袭李长之的文章：

15、有刘际铨者，抄李长之《司马迁生年考》（顾颉刚此处有误，李文名为《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刘际铨是一字不差将题目和正文都抄袭了）投《历史研究》，由予审查，评得甚好。继而予在李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见其文，今日送《历史研究》来，校之，固不差一字也，即往检举，并道歉。

16、顾颉刚是向《历史研究》编辑部检举，还是向李长之检举，并未明言。《历史研究》编辑部在1956年第1期刊发的《声明》中，说是李长之本人来信揭发刘际铨抄袭。

17、抛开刘际铨抄袭不论，《历史研究》编辑部在1955年第6期同期刊发两篇“公元前135年说”的文章，明确宣示1955年，苏联文学界和科学界庆祝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与事实不符。值得注意的是，1955年，正逢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2月16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了中苏友好条约五周年纪念会。在这种氛围下，由院长郭沫若带头对苏联学界采信的司马迁生年提出质疑，事件本身就值得特别关注。它至少证明，在当时，学术争鸣并未完全被政治环境所左右。（摘自2月1日《中华读书报》）

关于顾颉刚和顾颉刚的乌龙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