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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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已经走过了70多个年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南地方行政管理机关“中南军政委员会”地处华夏重镇武汉，当时的中南卫生部计划成立一所研制防疫、治疗、诊断用品的生物制品机构,选址曾考虑建在武汉或广州(当时中南局设在广州),经充分认证,最后决定还是建在武汉，名称为“中南生物学制品厂”。政府聘请了著名微生物学家杨永年教授负责筹备。

1950年的春夏之交，正式开始建厂。次年,主要建筑基本完工。1951年4月16日，更名为“中南生物制品实验所”。1953年,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武汉生物制品所”。

1958年,改为“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文革”期间一度划为湖北省卫生厅管辖。1981年，划归卫生部直属领导，冠名“卫生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此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与时俱进，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改革经济体制。

1989年，由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领导。

2003年，正式成为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直属单位。2009年中国医药集团和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实行联合重组。属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二级企业。

发展至今,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已成为国家徽生物学、免疫学、细胞工程、基因工程的重要研究机构和国家级的生产人用生物制品的高科技企业,也是中南地区计划免疫指导中心。55年的历程，不断发展壮大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与武汉人民一道，见证了新中国的生物技术蓬勃发展的历程。

解放初,我国传染病的预防任务十分艰巨,在武汉建立一个覆盖中南六省的生物制品机构被提上日程。这个研究机构最终选定在武昌张江陵路平湖门(现武昌临江大道）一块约80余亩的旧兵器仓库空地上,北临黄鹤楼,西依扬子江畔。当时的中南卫生部副部长齐仲垣亲自挂帅,调集了一个军队医院(第四野战军卫生部第三十医院)转业到地方为筹建班子。该院副院长王礼智率干部、战士一行46人迁往建筑工地,并配备了一个警卫班进驻。1950年2～3月间筹建机构成立;4月,办理拨地审批手续,购买建材;5月,正式签定合同;6月，举行奠基典礼。初步计划180个晴天完工，投资预算为120多亿元(旧币)，折合大米1350万斤（当时的经济测算标准是这样报预算的)。后来的实际建筑投资已超过140亿元(增)加400万斤大米价)。8月16日,前期工程(含地勘、打桩)正式开工,以招商包工的办法，由上海六合建筑公司设计承建，1951年秋季竣工，历时一年多，完全靠自力更生建成号称当时亚洲第一的生物大楼。这座大楼的建设,是当时整个工程建设的核心,也是耗资最大的一项工程。由于生物技术要求的条件苛刻，需冷暖无菌空气、大小动物实验房、各种高压灭菌器材、采血设备,很多建材当时还要从国外进口。

不久，第二生物大楼、办公楼、马房、动物房、冻干机房、职工宿舍都陆续完工。1951～1952年上半年,汉口生产车间也全部搬入新厂区生产。随后2~3年生产迅速发展,又在武昌沙湖拨地30亩，新建动物饲养繁殖基地和马匹免疫室。

正当武昌的工地钻机打到原武昌平湖门老城墙墙基的时候,在汉口的武汉市卫生试验所(又称汉口工作组)的生物制品生产也同时开始。1950年7月31日，召开成立大会，邀请各公、私立医院、诊所及有关部门领导到会参观并开展业务工作。共分四室一股（即细菌、化学、临床、血清室和总务股),除实验所临床工作外,同时在简易的实验室开始生产牛痘苗、狂犬病疫苗,霍乱菌苗、康氏抗元(梅毒诊断试剂)及各种诊断血清。

当时的生产条件是很艰苦的，如牛痘苗的生产，先在恒温条件下培育牛痘,然后工作人员身穿无菌服在高温下取痘,最后检定是否合格。由于培养牛痘的时间长,生产期间又要特别注意卫生,因而工作异常辛苦。

正是这种紧张而严格有序的工作方式,得以快速地生产出群众急需的生物制品,有力地控制了传染病的发生。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当年完成霍乱菌苗4万人份、牛痘苗720万人份。狂犬病疫苗生产从小量到大批量过渡，并形成规模，为以后的几十年里狂犬病疫苗的改良换代,研发提高及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1950年立项建所到1956年,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从仅有的三类产品几个品种逐步发展到八类产品23个品种，固定资产由原来180万元发展到1000多万元，产值从1953年的177万元,每年快速增长。特别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给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现今,产品已销售到全国各地,部分制品还实现了出口。到2004年,销售收入已超过1.7亿元，利税达2370万元,创历史最高。

为了适应医学发展的需求，达到防病灭病的目的,所里加大了科研和生产设施投入,引进了多种先进设备，强化GMP(医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质量管理,使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逐渐成为现代化生物技术科研生产基地和中南医学生物技术中心。55年来，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在硬件设施上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为新的腾飞奠定基础，相继建成的项目有：

1、1972年，为适应当时备战备荒需要，在江夏区（当时的武昌县）建立三线基地，成立黄金桥分部，现已成为GMP规范的生产基地。

2、1979～1981年，建成成品分包洗大楼，1988年12月从日本引进全自动化分装线(又称联机),扩大了生产。

3、1984年，与深圳合资建成“深圳卫武光明生物制品厂”,开创沿海地区发展生物制品生产的先河。现已成为入选广东高新技术企业之一的单位。

4、1985年，为防治乙型肝炎的流行,建立了乙肝疫苗生产车间,成为当年支柱产品之一。

5、1986年，开始引进国外全套单克隆抗体生产设备,建立了国家卫生部首家中试车间。

1990年11月14日,前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来所视察并题字,写下了“卫生部单克隆中试实验室”,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成为国内第一个治疗用单克隆抗体国家二类新药研制和生产的单位。

6、1987年，新建供应、基建、工程、财务、销售大楼。

7、1988年，血液制剂扩大生产,建立低温乙醇法新工艺生产大楼。

8、1990年，新建质量保证部,科研开发部、学术会议厅、成品库大楼。

9、2001～2004年，在黄金桥基地,先后承担国家高科技生物技术产业化重大专项项目建设,建成8条生产线,其中22个产品通过了国家GMP小组认证,并于2004年验收合格;新建了8000平方米符合新GMP规范要求的生产大楼,及300平方米的P3(SARS)实验室，在这里研发了很多新产品，以及国家专利产品马抗SARS血清、静脉注射用免疫球蛋白。

10、2005年,第二次承担国家“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建设,总投资7900万,国家投资700万,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

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70多年的历程中,造就了一批专业技术队伍，拥有一批学术造诣深厚、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专家和高科技科研人员，在微生物学、免疫学、病毒学、细胞工程和基因工程各领域承担着大量的科研课题。研究所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医学、生物学精英。

以杨永年、谢毓晋教授为首的第一批专家人才库的建立,成为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最宝贵的技术人才资源。当时提出一个制品一个专家的设想,在建所之初及以后的几年中就得到实现。

赖康、白义德为卡介苗专家;江先觉、苏华是菌苗类的掌门人;林放涛为疫苗类、狂犬病疫

苗研究专家,并被聘为WHO(世界卫生组织）技术专家顾问委员；卢其材、李惠兰是毒素、抗毒素的权威；周荣中、王智远是质量检定专家；魏曦是微生物学知名学者;留美归来的陈畴是工程技术制冷专家；鲁先乾是生产管理专家;许汝正是生化药物专家；朱恒昌、花新良是疫苗类专家;罗克平是动物学专家。还有钮家湘、包昌树、葛缘怡、奚兰均等一大批高级技师,他们大都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又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实践知识。他们是创所的元勋,为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奠定了既注重技术力量又鼓励开拓创新的发展思想。

上世纪60～90年代培养的第二、三、四代科技人才队伍中,代表人物有留德、美研究单抗的专家史良如教授,博导余模松教授,留日归来的全家妩博士等。

以后不断扩大队伍,一群年轻人得以脱颖而出，如陈着华等获科技奖的新生代科研人员,以及年轻的新一代、留美归来的常务副所长、博导杨晓明，留德归来的博导方志正,邹汉武研究员及严家新、曾令冰等专家教授,他们带领着更多青年在这片园地上贡献自己的年华。

在这些科技专家中有60多人担任国内各级专业学术委员会理事和委员，2人被WHO聘为专家咨询委员，14人担任国家新药评审委员会专家，4人担任卫生部生物制品标准委员会委员，23人享受国家及省市政府津贴。重视人才、培养人才是人才资源长盛不衰的关键。

在上世纪50年代，已故著名微生物学、免疫学家、名誉所长谢毓晋教授在国内首先采用胃酶消化法精制白喉和破伤风抗毒素,并在同行业中推行，使我国精制抗毒素质量提高到新水平。

上世纪60年代初，前任所长卢其材在我国首先采用发酵罐深层培养白喉毒素,并成功地创立先精制后脱毒新工艺,为全国同行所采用,至今白喉毒素生产工艺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此,精制吸附白喉类毒素产品荣获1982年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

上世纪70年代末，林放涛教授等研制出原代地鼠肾细胞组织培养人用狂犬病疫苗并在全国同行业中推广使用,该产品曾获1986年全国第二届发明展览会金奖。

上世纪80年代,谢毓晋、陈尚华等教授研制出抗人胸腺淋巴细胞球蛋白，填补了国内空白,为开创我国临床器官移植医学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科技成果在中国生物制品百年史中占据了一定的份量,是几代人呕心沥血的最真实写照。全所共获重大科研奖110余项,单抗免疫抑制剂wuT3是国内第一个正式用于临床的治疗用单克隆抗体制剂;抗人T淋巴细胞及其亚群单克隆抗体研究和应用,成为国内最大的生产厂家，并多次获奖；VI型治疗用变性动物血清的研制,倾注了两代人的心血,获得卫生部科研成果甲等奖;“康赛宁”防癌制剂荣获国家级新产品及最佳交易奖;还有“无细胞百白破”规模化工艺研究成功,解决了工业化生产的技术难题,替代全菌体“百白破”指日可待。这些奖项充分肯定了科技成果的质量及其在预防疾病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先后承担国家“863”计划、“863”青年科研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攻关项目和“火炬”计划、“星火”计划及省、市重点攻关计划等重大课题近60余项,如今又获得“艾滋病防治关键技术及产品研究”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的重大项目。为此,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被列为湖北省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工程的重点保护单位之一。

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并积极服务于社会。如冷冻干燥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医药及生物制品上,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将这项研究应用到各种疫苗及冻干人血浆上,已获得经济和质量上的双赢;上个世纪70年代作为国际支援，曾将此项技术所需的一切实验仪器、冻干机全套设备乃至原材料,均从国内运送至非洲坦桑尼亚,并提供专家组织援助该国建成一个生物研究所，历时8年,圆满完成任务。这种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主义精神,对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具有重大意义,一时传为美谈。

用先进的科技、精良的药剂,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是“为人民服务”的最好注解，也是党和国家建立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初衷。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成立以来,经受着一次又一次历史的考验。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战斗中，面对着SARS的肆虐，所党委及专家、科技人员迎难而上,集中人力物力,针对SARS的疫情，以最快的速度建设了符合国家规范标准的P3实验室,经国家防治“非典”指挥部的考核、检查和监督，批准了SARS病毒细胞水平和小动物水平研究，成立科研攻关小组，以严谨的科学态度、顽强拼搏的精神,在几个月的共同奋斗下,成功生产出SARS疫苗4批，全部合格，达到国家标准；制备出静脉注射用免疫球蛋白,经国家批准可用于SARS疫情的临床应用阶段,这是国家目前唯一特效抗SARS病毒的治疗药物；另外马抗SARS免疫球蛋白技术还荣获国家专利。

回顾历史，面向未来，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在，正在进行艰苦的第二次创业，以“面向社会、服务人民质量第一、信誉第一”为宗旨,把一个有优良作风、与时俱进的研究所引向一个新的和谐社会,为我国微生物免疫学和生物技术事业创造更大的辉煌。

关于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内容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