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滴吧，一中点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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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两次奉调进一中，共十五年。一次是一九六五年（我38岁）济宁地委公布我任副校长主持工作，还有一名副校长是汪文浩。滕县县委公布我任党支部书记。二次是一九八零年，滕县县委公布我任专职书记，校长是汪文浩，副校长是李道生、王裕安、宋秀颖。在一中我经历了许许多多，现发表几件，以飨读者。

2、六十年代初，一中调来个老项，是教画画的，而且擅长油画。早年毕业于浙江美专，此人很“怪”，关于他“怪”的传闻不少。

3、平日除了上课之外很少说话。眼睛本是灵魂的窗口，可项老师的眼睛，却仿佛一对忠于职守的门卫，永远不动声色，远视前方，谁也窥不透眼睛背后的秘密。他从不和任何人来往，独自住在学校北院一间单身宿舍里。宿舍后边是操场，操场墙根有一道深深的排水沟，沟中长满了野草，草中的蚱蜢、蟋蟀、蝈蝈特别多，一到夜晚，几乎所有的虫儿们都放开嗓门唱起来。项老师每天都到这儿散步，慢慢地向前走着，一直走到朦胧的夜色中去。

4、据说他年轻时曾有过情人，因为失恋而伤感，四十多岁未有意中人，但他挑选老婆的条件从不降低。“文革”时学生曾从他抽屉的日记上看到了“五的”标准：必须是女的，年轻漂亮的，能说会道的，得会画画的，爱我不爱别人的。

5、遇有青年教师结婚时，他穿好新衣服，在新房门前踱来踱去，有时话也不说，跑到新房里看一眼新娘子回头就走。有女青年仰慕他的才华，写信求爱，他接到信后如期赴约，一见面冷冰冰地说：“你为什么无组织无纪律？恋爱要通过组织嘛！”人家气冲冲说一句“神经病”，一走了之。也许由于失恋的原因，走到大街上看到青年女子他往往“跟踪追击”，前边看了后边看，看得人家不高兴，骂一声“流氓！”他却说：“我是看人身线条，好画人物的。”弄得人啼笑皆非。

6、项老师不吸烟，但好喝酒，酒瘾上来，走到小酒馆弄上二两，一气喝光，吃几粒花生米一抹嘴走开。有时也买酒菜关起门来喝，好奇的孩子们隔窗偷看，一人喝酒摆两个酒盅，两双筷子，还自言自语：“端，干杯！”好像一对情人在小酌。有人说项老师的衣服特别多，而且料子好，但谁也没见他洗过衣服。据说他穿脏的衣服和鞋袜，脱下来换新的，新的穿光了，再换原先的脏的，循环往复。有一次小偷偷了他的皮箱，打开一看尽是脏衣服，丢得满地都是。直到他六十几岁，生病住院，大小便失禁，别人给他换衣服时，才发现他多年的积蓄都缝在衣服里，也许是准备结婚的费用吧？浙江的老项在滕州无亲无故无朋友，孤身一人，带着终身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7、据《马氏家谱》，我的原籍是西湖沿的马村，前几代迁至马王村，我就出生在这里。这里是县城北郊的一个小村庄，在旧社会这个村地主不多，穷人不少。就老人的绰号看：“达拉片”、“疤拉头”、“绿豆蝇”、“山枣子”等，这是穷人的众生相。我出生的环境，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一辈子跟坷垃打交道。参加革命后党把我培养成一个知识分子。又在滕县一中这个知识分子堆里“混”了十五年，文凭也有一两张，说是个知识分子，内心也无愧。现在我已到了耄耋之年，耳也聪，目还明，重要“机关”基本无疾，且“难得糊涂”，仍能读、能写、能干，不甘寂寞。仿佛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我，欲罢不能。在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工作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也经历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也曾春风得意，但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十年浩劫期间，批判我是教育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修正主义分子。实际是冤枉，我还是关心政治的，共产党能不关心政治吗？存在决定意识，在知识分子头脑中，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8、我作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虽然离休了，但痴心不改，常常在梦中再现学校工作时的场景。在国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今天，为了振兴滕州的教育事业，于一九九五年我们几位志同道合的“老教育”商量自筹资金办所民办中学，经教育局批准名叫“滕州市艺术中学”，当年开学租了一家厂房作为教室。这不是长远之计，盖，要盖自己的学校，于是，租了西北坛村的40亩地，经三年的努力，建起了24个班的教学楼，容纳千名学生的宿舍楼，还建了300多平米的伙房、餐厅、办公楼。学校完善之日，我也老了，无力再办下去，经董事会商量，一九九九年我无偿地将学校教学楼、办公楼、教学设备，连同“桑塔纳2000”轿车、几百万的资产全部交给我工作过的地方——滕州一中（现在的育才学校）。我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如果有的话，来世的我，要到这个学校求学，再把我造就成一个对国家有用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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